今天是第13弹《数字时代新闻生态的“破壁”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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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梳理解读

一、可供性增强、边界消融：数字技术下新闻生态的底层变革

(一)数字技术对新闻生态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可供性的影响。

信息生产可供性

社交可供性

移动可供性

(二)各种数据处理技术不断进入新闻生产中，它们为新闻生产与表现带来了新的手段与新的思维。

(三)社会化媒体实践在提高社交可供性的同时，导致新闻生产主体的一次巨变，给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带来深刻影响。

(四)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则使移动可供性不断提高。

(五)数字技术还带来了新闻体验的可供性的变化。

(六)数字技术对传媒业的另一个深刻影响是媒介边界的淡化，以及传媒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融合，而媒介融合是其中的主要线索。

从业务层面看，媒介融合将媒体推向了一个全媒体的业务环境

与业务融合相关的融合是机构融合，机构融合有助于业务融合。

二、万众皆媒、万物皆媒：数字环境中新闻生产主体的“破壁”

(一)数字技术带来的新闻生产门槛的降低，使各种主体跨越了原有的专业壁垒而进入新闻生产领地，形成了全民参与、万众皆媒的景观。

(二)全民参与新闻生产有两种典型情境

l偶然的、非制度化的参与

l以自媒体形式进行的较为持续的参与

(三)政府机构、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开始通过自己的渠道来进行信息发布、与公众沟通。

(四)在多元的新闻生产者格局下，生产者素养也需要扩展为一种全民的素养。

(五)万物皆媒的前景下，新闻生产会面临更多新挑战。

三、分布式、碎片化、进行时式：数字新闻生产的开放性机制

(一)多元主体参与的新闻生产往往是分布式的。

(二)在没有中心控制或引导的分布式的新闻生产中，主要驱动机制是任务导向。

(三)分布式的生产，很多时候也是碎片式的生产。

(四)分布式的新闻生产的过程往往也是进行时式的，对新闻事实的呈现是渐进的。

(五)分布式、进行时式生产也使得新闻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开放。

(六)新闻后的评论也可以看作文本的一部分，评论的生长性也意味着文本的生长性。

四、以人为媒的社交分发+基于算法的智能分发：数字新闻传播模式的重构

(一)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直接受到其传播模式的影响。

(二)为寻求社交传播动力，获得更多“人媒”的呼应，“语态变革”也成为媒体在数字时代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但这样的变革也很容易滑向娱乐化轨道。

(三)在智能化技术被应用到新闻领域后，算法分发成为一种重要的内容分发方式。

完成针对个体的内容推荐

实现平台整体的内容推荐与调节。

(四)社交分发和算法分发也会产生互动

有些算法会将用户的社交关系作为推荐算法中的变量，也就是参照社交关系来推荐内容

当人们将算法推荐的内容分享到社交平台时，算法分发也会影响到社交分发的内容。

五、“新闻”的重定义：数字环境中新闻含义与价值坐标的漂移

(一)今天“新闻”概念已经泛化成为媒体上所承载着的、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信息载体。

l用户的价值坐标对于新闻判断而言变得更为重要。

(二)用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唤醒，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闻的传播。

(三)新闻是连接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特殊环节、纽带或“中介”，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

(四)新闻生产最基本的问题由于多元主体、多元视角的出现变得更为复杂。

(五)在一定程度上，新闻的含义与价值坐标存在着漂移性。

六、平台化：数字新闻传播渠道的重构

(一)门户网站是对媒体垄断渠道的第一波大冲击。

(二)社会化媒体应用的持续发展使得社交渠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渠道的作用不断凸显。

(三)各种原本聚焦于商业服务的平台也开始向内容平台延伸。

(四)新媒体的新闻信息传播出现了平台化的趋势。

(五)商业性平台特别是巨型平台的所有者，会通过内容分发的流量反过来影响内容的生产。

总结：公共性与私人性交织、传播与社会景观共融的数字新闻生态

理论or名言积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浦尔教授在年出版的著作《自由的技术》中进一步提出了媒介融合的可能，浦尔指出，在技术的推动下，“一种单一的媒介，无论它是电话线、电缆还是无线电波，将承载过去需要多种媒介才能承载的服务。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过去只能通过单一媒介提供的服务，例如广播、报纸、电话，现在都可以由多种媒介来提供。由此，过去在媒介与它所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的一对一的关系正在被侵蚀。”

浦尔提出的媒介融合概念还包含各种传播形态融合这重含义，即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之间的相互交融。媒介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更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作为大众传播主要客体的新闻内容也不再只承载公共生活意义，还被加入了各种群体生活、私人生活的意义。

对于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影响，黄旦等学者指出，在产业层面的融合外，另一种媒介融合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于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而媒介组织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孙玮认为，技术会嵌入人的身体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这种由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她将为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命名为“赛博人”，并认为所有的社会连接都会汇聚到赛博人这个界面上。

黄旦指出：“新闻学科的基础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到整个人类的传播实践，就像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新闻学必须自觉地转换视角，从人类传播实践的平台范畴来观照新闻业及其实践，把新闻实践与其他的传播并置，从而讨论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及其实践规范。”

有学者指出，网络化、关系化思维应当成为我们思考新闻活动的出发点，新闻活动理当被放置在网络化、关系化的视野中进行审视。

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基恩认为，我们需要去想象一个“真相本身就是多面”的社会。他同时认为，最终关于真相的认同还是取决于人们的共识和信任。即使真相具有多面性，共识和信任的建立也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等传播模式又容易造成不同群体的区隔甚至对抗，公共对话也变得困难，共识和信任的达成也更为艰难。

好词好句积累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生产可供性的增强，并不只是体现在媒体这方面。相反，可供性增强更多缘于媒体外部力量的加入，因为技术发展降低了生产壁垒。

从业务层面看，媒介融合将媒体推向了一个全媒体的业务环境，竞争对手更为多样，市场更为复杂，传播平台更为多元，这要求媒体在新的环境里寻求自己的新的定位与新的发展方向，也要求媒体针对不同平台有不同的产品策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媒体放弃或弱化原有业务形态而转向做全媒体、融媒体产品。

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性障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传统媒体总体上是一种庙堂式文化，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受众更多的是俯视的、教化的姿态，强调的是统合、引导。而新媒体的文化诞生于“草根”的江湖式文化，它表现出开放、分权、兼容、共享、戏谑、多元等特点。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水土不服，而这个问题并非简单地通过语态变革可以解决的。

无论是哪个方向、哪个层面的融合，都意味着媒体旧有边界被侵蚀甚至消融。传统时代，媒体依靠专业壁垒形成了自我保护，当然这种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形成了保护。但当专业壁垒被破除后，这两种保护层消失，媒体资质不再是新闻生产的唯一通行证，新闻生产也不总是能获得专业性的保障。

在这样的环境里，专业的新闻生产者的专业目标及实现路径也会发生一定变化，除了新闻生产的专业性的坚守与提升外，还要“致力于促进‘新闻场’的进一步开放，重构适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的新闻专业主义，传递、讲述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元传播’模式所应有的核心要素和规范理念，成为真实、理性、开放、多元等公共交往理念的维护者、阐释者和示范者”。

对于个体来说，如果接触的都是碎片就容易被误导，对新闻事件或环境的认识也是片段、片面的。我们既需要接受基础性新闻生产中的碎片，又需要克服碎片化带来的问题，媒体的新闻生产也需要面对一个开放的、碎片化的环境，探寻提升碎片化内容价值的路径。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直接受到其传播模式的影响。数字媒体在不断演进过程中，也重构了公共信息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是对传统大众传播模式的颠覆。

为寻求社交传播动力，获得更多“人媒”的呼应，“语态变革”也成为媒体在数字时代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但这样的变革也很容易滑向娱乐化轨道。简单追求“网言网语”，或者用各种“震惊体”“惊吓体”来吸引眼球，虽然获得了“人媒”这样的即时报偿，但长远来看却可能损失专业声誉。

对于用户来说，社交化传播也是海量信息的过滤机制，但受人们社会网络的同质性、选择性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交化传播很多时候难以实现信息的充分、全面、均衡传递，个体、群体都会面临信息窄化的问题，这也为公共交流、对话带来障碍。

在以人为媒的传播机制中，每一个个体都会成为内容的导体，但对不同内容的传导性不尽相同，有时是充分的“导体”，有时是“半导体”，有时是“绝缘体”，这种传导性与内容对个体的价值（特别是社交情境下的价值）密切相关。

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这些新闻生产最基本的问题，也由于多元主体、多元视角的出现变得更为复杂。虽然真实性、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性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如何判断真实、客观却变得困难。

传统的传播渠道是内容到达受众的单一通道，内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往往被渠道分隔。而平台是内容到达用户的多元路径、复合生态。

在数字新闻生态中，平台是一个关键，因为多元主体间的关系、人与新闻的关系、新闻与其衍生产品的关系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平台模式与机制决定的。数字新闻生态的优化需要建立在平台优化的基础之上。

面对数字时代新闻生态的挑战，传统媒体需要努力转型，但这种转型是在对全新的新闻生态以及相应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新模式有着完整认识的前提下，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个新生态中的角色与位置，既需要从泛新闻生态系统中吸纳必要的能量，又需要有专业的定力与能力，排除环境的干扰，对抗外部的破坏。在不能完全依靠体制性的壁垒进行自我保护的时代，媒体更需要依靠专业水准与专业声誉再筑“专业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