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章学术、对话世界的龚鹏程

刘芝庆

（湖北经济学院，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困疫期间，最特别的事情：龚鹏程以一己之力对话世界学者。洋洋洒洒，大叩大鸣，《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忽然便已五十期了。这个专辑，当初曾经自许“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如今水已漫溢，快要扬波生涛了。

一、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读硕博士时，中文所与历史所，分别有门课叫治学方法、研究（实习）与讨论。既谈怎么读书，该读何书，也是在当行本色之中，要研究生练习寻找题目、撰写论文。

其中一个关键，就叫文献回顾。在主题之内，尽量阅读搜罗，多方参照，对于学界累积的相关成果，或按时代排列，或照类型分门，或以语种分组，重点在于凸显本身的问题意识。并告诉读者或审查者，这个题目为何值得做？又该怎么做？跟别人哪里不一样？

这是学术社群之间的重要对话，有志于学术者，不可不察，不可不知，不可不懂。

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学术对话，当然很好，真正落实下来，或因师承关系派别地域；或因同辈竞争伦理缘故；或因文人相轻同行相忌，又或是「妄想凭借已成势力」人情世故，在引用与不引之间，充满许多考量，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学术上的反而最少。

所以，对话常常变成了独白。研究这个主题的，仿佛全世界只变成了作者一人，独行踽踽在天地之间。

从独知到独得，有时全文读下来，全是原典，全是别人论文引用过的原典，乍看之下，仿佛作者发现了殷墟，全是自觅自见自我发挥，论文中满满的我自己，都没有他们，也不太见到学界的影响。

此种现象，如果是出现在阅历丰富，读书读到某些高度境地的耆老名宿之中，或许正常，但许多青年中壮辈，往往也是如此，就不免莫名其妙，让人匪夷所思。

大学或是研究机构，鼓励大家多写论文，计点数算篇数发核心、拚排名。但多数人的文章又不爱引用他人成果，我写我的，与世界不太相关。就算参考了你的成果，未注出就不算抄，被发现了也不承认，反正我是用自己的话来叙述的，不直接复制就没问题。

两相对照，矛盾又冲突，也是当代学界的特色与风气，对话云云，徒成空说，实在也是无可奈何。

当然，与其暗着引偷偷学化用融会、光明正大故意略去…..，诸如此类，不如真正来场「对话」。

对话体，或问难答疑，或师生语录，又或是如马丁·布伯「说你」和「说它」的「对话哲学」，还是《齐物论》「有待」入于「无待」，所开展的「对话伦理」，中西各种资源与典型，一应具全，有待我们发掘。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可以层层递进，可以在知识或是伦理上，可以在人性或是宗教性上，藉由「他者」的回应，不断「疑情」或是「自省」。从大疑到小疑，从我思到我在，如果是以参禅来说，是为了明心见性，剥落所知障；如果是就求知来讲，藉由探索更多的未知，擅于隅反，来启发转化自己的已知。

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就为己之学，或是老庄所谓言意之辨来看，异体同质，看似相反却相成，仍有重合脉络可循。

二、凿壁借辉取西经

而这样的对话，特别是中西学术交流，从清末以来，持续至今。「中体西用」「文化本位」，到「逆格义」、「反向格义」，再到「之间」、「迂回」。从比较的方法论，到方法的比较性。从名词理论的全盘化引用，到理论名词的策略性使用……

在台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左右，龚鹏程与颜崑阳等人还在读研究所时。颜元叔在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年又创办《中外文学》及《淡江评论》。他把欧美新批评带回台湾学界，影响甚大，特别是对中文系原有文学研究的冲击。

在此之前，虽然也有王梦欧《文学概论》，韦勒克（RenéWellek）《文学论》也早有中译本传世，不过中文学界似乎还未太深刻自觉，颜元叔此举，颇有「冲决网罗」的味道。

在他大力提倡方法之后，反对者亦有之，例如叶嘉莹与夏志清就有批评，认为缺乏功力，忽略感受，只讲方法，是挂一漏万的。

不管如何，风气影响所及，观者见之，各取其中，出现了许多希望能有方法，又能有传统基础背景，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古典因素的研究著作。例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系列，又例如当时故乡出版社所出版，作者群包括龚鹏程、吕正惠、蔡英俊等人在内，诸如《春夏秋冬：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季节》、《爱恨生死：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生命》、《喜怒哀乐：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绪》、《芳草长亭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别情》……等等。

早于中文学界，在六十年代左右，台湾史学界在方法意义上，也出现了中西对话的冲击。诸如传统史学、大叙事的政治史、考据方法等等，都开始出现反思与重新定位。年，许倬云取得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台湾任教。他引入计量史学社会学理论，发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汉代的精耕农作与市场经济》、《社会学与史学》等文章，后来都收入年出版的《求古编》，引起大家对史学方法的注意热潮，黄俊杰更在年编译《史学方法论丛》。

年代中期以后，更多得到欧美学位的学者，或回台任教，或交流演讲，讨论古代知识阶层、明清学术「典范」转移等等，接引西学，提倡理论参照，台湾史学界的研究方法，出现许多变化，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区域史等类型研究与创新，在年创刊的《思与言》，年复刊的《食货月刊》、以及年发行的《史学评论》等期刊中，都有许多表现。日后杜正胜、李建民等人，提倡新史学，把传统的文史哲研究范围扩大， 　　

凿壁借辉取西经，不论是史学界的中西对话，还是中文系的文学比较，六七十年代，其实也与台湾身处现代化进程的处境，息息相关。

时代影响思考，带进了理论，也反思了传统。在当时，未来趋向为何，该何去何从，成为知识分子们关心的问题：到底传统与现代关系为何？又可再延伸为中西差异，该如何看待？并行不悖？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又或者温故知新？言人人殊，于是引发了「中西文化论战」，旧主角是播种者胡适，新主角是李敖居浩然、何秀煌，另方面还有徐复观胡秋原刘述先等人。

三看似齐放却独开

如今，时移世异，从国外取经学经的人愈来多了；google百度搜寻引擎愈来愈强大了；各类期刊、专书下载、资料交流群组，愈来愈完善了。照理说，「中西对话」应该更便利，学者有心于见异者，自能中西论衡，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学者想求其同者，正如钱锺书在《谈艺录》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万物皆一，也不是不能。

只是百花盛开的荣景，背后却隐隐有些特征，看似齐放却独开。大家引用的理论愈多，对话愈频繁，趋同性却愈来愈高。不能说是面孔复制，千篇一律，但独特之处，始终不那么明显。

除了意识型态的原因之外。在学术上，更因「速成」的心态弊病。使用西方理论术语，啃原文读翻译，语言因素，当然是问题，还不是最重要问题。不管如何，起码有些人是真的读了，有些却是从其他书的成果中摘取，或注出或不注出，人家用了，已经是二手三手，自己又跟着续借，上下玩弄，左右挪移，几经辗转，更不知今夕是何年。

每个人研究的主题都不同，引用的理论却都差不多，对术语的理解选摘调整，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偏偏注解又全是原典外文，明明是白头如新，却讲得好像倾盖如故，自己是新世界的发现者拓荒者，是以中文书写论文，采用此术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个人。

于是，各种人名，各种术语，蒙田佛洛伊德荣格罗兰·巴特拉冈福科……应有尽有，冠盖满京华，倾巢而出，虚辞讲学；场域、自我、他者、幽灵、东方主义……，包罗万象，目不暇给。名根牵缠、末俗纷纭更乱真；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遍及欧美日，好攀引，做身分（为什么从来不引柬埔寨学者呢？）。

这些理论，可以出现在史学、文学、哲学、美学、语言学、教育学、政治学、电影学、建筑学……各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重复使用，雷同颇高，引来说去，你看我我看你，这篇与那篇，怎么大家都差不多。

于是，交流频繁参与的人物种族更多元，同质性却更强。论文使用的术语理论，查重系统查不出来，行家却愈读愈明白。而所谓的国际研讨会，除了报帐功能之外，「对话」却日渐贫脊，表面上杯酒言欢，实则只影凄清──尽管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四长谷之水四面出

正如在《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每期的开篇所说：「在后现代情境中，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只有强化交谈、重建沟通伦理，才能获得文化新生的力量。这不是谁的理论，而是每个人都应实践的活动。龚鹏程先生游走世界，并曾主持过『世界汉学研究中心』。我们会陆续推出《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系列文章，请他对话一些学界有意义的灵魂。范围不局限于汉学，会涉及多种学科。以期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

如今即将进入五十期。范围所及，有数学、物理学、占星学、马赛克壁画、音乐、量子力学、艺术政策与管理学、金融、媒体和文化产业经济学、机器人研究、生物物理学、软物质研究、人机交互、智能移动、商业法学、数字艺术、阿茨海默症细胞生物学英国文学金石学和希腊艺术史波斯文学认知考古学敦煌学水下考古学非洲研究边界人类学西班牙史媒体人类学国际关系跨文化理论难民研究天文学「不信任」的研究……洋洋洒洒

列出这些领域，并非是要我们真的学会神经元相互作用、发声练习、凝聚态物理、使用人工智能绘制人类蛋白质组图、以软性硅基材料来设计触觉界面、开发研究染色质组织的模型、识别驾驶员的情景意识（SA）水平、核磁共振、动态停滞和玻璃化转变，以及水渍葡萄、橄榄的提取方法对于恒星周围行星的大气层，观测哪些行星正在向太空中损失着大量的气体……等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不可能真的穷尽这些技术与行当，而是要有颗好奇的心灵，有着探索的求知欲，与有意义的灵魂的对话，要把理论做成实践活动。

正因为我们不一定要真的去操作、产值化、实体化这些知识，我们反而有了另种实践的可能。这种实践性，正如孔子所说：「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反之、和之云云，才是对话重点所在。

所以在四、五十期的对谈中，会出现与平常生活、人伦日用、学术研究有关的思考，诸如东方音乐，或东西方音乐交流（第三期）、私营企业与学术界的研究的差异（第四期）、盈利与非盈利机构的管理学差异（第五期）、疫情影响下全球的金融格局（第六期）、伊斯兰金融的兴起（第七期）、机器人和机电一体化（第八期）、共享空间或服务式办公空间的发展（第九期）、物理和文学之间的可能性（第十二期）、人文科技结合与英国教育的关系（第十三期），以及德国、墨西哥、以色列学术机构的不同（第十四期）、族裔身份问题（第十六期）、云计算对银行业的运作（第十八期）、物理研究者的音乐故事：双簧管（第十九期）、STEM的工作经历、研究阿尔茨海默症，也说脱口秀（第二十期）克罗地亚的学术界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有何不同（第二十三期）？使用望远镜进行实验的过程（第二十六期）、新冠如何影响难民的生活（第二十八期）？中世纪阿拉伯图书馆中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第三十二期）宗教冲突中仪式的作用（第三十三期）希腊古老文件的挖掘、整理和考证状况（第三十五期）普林斯顿的工作和校园生活情况（第三十七期）对泛非主义和教育的研究（第三十八期）水下考古学家的特色(第三十九期)科学在更好地理解宗教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第四十期)？欧洲的中国手稿研究(第四十一期)政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第四十三期）「物质参与理论」的方法论（第四十四期）「多重身份叠加」的优势或焦虑（第四十六期）波斯文学向世界传播的话题（第四十七期）……。

五、既问学也论学

《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首段就破题：不限于汉学，意即就是以对方专业为主，讲他擅长的，说他熟悉的。而龚鹏程在提问时，既配合对方的研究兴趣，又不落入过度高深艰涩的词汇术语，而是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时不时重回双方的交集。知识的丰富跨越，各种突破壁垒的联想便出现了。

这种对话，除了组织、邀约、笔谈、录音、翻译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问者的问题导向，要顾虑到对谈者的特性，也必须回到提问者的主轴：交流如何可能？你该怎么与中国或是其他地区国家对话？问题的设计，使得对话有意义，并具有导向性。

也因为提问者有意识的引导，所以提问者也是对谈者，既发问，也回应。

例如《第十期：龚鹏程x布思｜没有什么比共同的笑声更有凝聚力了》，该学者以「筷子俱乐部」为名，将筷子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推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并延伸至对行书、草书、唐代诗歌、中国佛教的理解。确实，王晴佳在《筷子：饮食与文化》中，甚至以「筷子文化圈」来形容越南、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受到中国影响。可是同中又有异，例如用什么样的筷子？怎么用？是否也要勺子？何时该用？用在哪里？这些都是可以从「筷子俱乐部」再延伸的问题。

对谈学者又说到，中英文化交流最大的乐趣和收获：「了解文化差异可以确保我们相互尊重，不会无意中羞辱对方。意识到可能存在的差异，可以让人敞开心扉，如果英国或中国的同行没有意识到差异，我们不应过于敏感或认为是针对自己的。了解文化差异促进了对差异的宽容和接受。」「理解对方的幽默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共同的笑声更有凝聚力了。」

是的，正如所言，认识自己还不够，更要认识他者，理解他者。摆脱时空与空间，还有个人经验的诸多局限，学习从不熟悉的角度与领域看别人、看群体、看世界，尝试多方面了解他者的立场。

龚鹏程的回应，则是：「通过交流，获得喜悦，确实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说，藉助工具来促成交流，乃是一种常态，但我们还当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工具。过去主要是三样：刀枪火砲、金钱商品、宗教信仰。这些工具，效果都很好，摧墙、破国、杀人，不交流也得交流。但能不能努力发展筷子这类工具，在身心舒畅之际交流文化？二是效果。筷子的作用，仅是饮食，还是可以由此翻上一层，如古人所说『既醉我酒，又饱以德』，或如古希腊智者辄于饭后谈辩出些哲学来？……」

问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说者也有自己的专业背景，一来一往间，非要达成什么专业的突破点，而是期待播下种子，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交流非争朝夕，更要看细水长流，希望促成钟鸣旦（Nicolas.Standaert）所说，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交换互动过程的双向性：文化上的相遇。

而读者的收获，或许如程子批评读《论语》：「未读是此等人，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又或者，举一反三，顺藤摸瓜，从对方自我的解释，联想到读者自身问题。

这就是龚鹏程在《述学》中所说，兴与活的学问：「所以，兴是自由的心灵在知识宇宙中的翱翔，以获得美感爲乐。如无此心境、无此兴致，一切读书方法的谈说，均无意义，都只成了工程技术操作手册之类东西。靠那些东西，或许可以帮你成就为一位笨学究，却永远不能令你成为读书人。」「活的学问，才能真正精深，渔猎所及，便企专门。也因为活，所以才能因机发用。」

六、专业的知识与活的学问

渔猎所及，便企专门，所谓的「专门」，并非当代学科分类：诸如中文所博士、博士论文写竟陵派文学、因为只读竟陵派所以不太清楚公安派、只读晚明诗学不读晚明哲学的专家之学。而是「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的精神与心态，读书为学，总得先致广大，才能尽精微，由博反约。此精神又非止于知识上的猎取而已，否则两脚书橱，满口之乎也者，做人与作文二分，又有何益？因此博通的精神，更要能涵化内心，融入生活，要真正能有实践、有所用才好。

从对方到自身兴与活的学问，什么意思呢？在《第十四期：龚鹏程x乐芙｜德国、墨西哥、以色列学术机构的不同》，龚鹏程问及，在过去，混沌、无序，多是被当成人文学的特征。科学要求客观、稳定、明确、逻辑、系统，好像符合这些，才被认为好的对的，否则就是「不科学」。「而现在您们却研究混沌和无序，为什么？可以为大众解惑吗？在您的论文《一般无序系统的动力学研究》中说的不协调系统是什么意思？」

该学者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她从自身的观点来理解秩序．也可以让我们在神话学、哲学的观点之外，可以重新省视这些词汇：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中『无序』的概念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在我的论文中，无序是一种集体现象出现的基本要素，这种现象导致物质的一种更『有序』的状态。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首先想象一个微小的粒子试图从某物质的A点到B点，然后想象在A点和B点之间任意设置了一些障碍物。直观地看，由于障碍物的存在，粒子从A点到B点会更加困难。现在，我们想象有不止一个粒子，并且不同粒子之间有相互作用，试图从A到B。结果这些相互作用再加上障碍的存在，产生了惊人的集体涌现现象。这些粒子可以携带热等物理性质,当粒子越容易从A到达B,那么类似热等物理特性就可以被更轻松地运输。」

「同样地，当障碍物增多，粒子从A到B越困难，热的传递也愈发困难。你能想到哪种材料最能反映这种集体行为吗？金属和绝缘体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类似这种集体行为系统的例子是一杯水中的冰，这想你大概可能可以理解这种感觉，虽然它不再是非常直觉的了。冰最终会在水中融化，并获得周围环境的温度，这是一种日常经验。冰和水都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颗粒组成的。然而，你想象一下，不管周围环境的温度如何，由于障碍物的存在和内部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冰以某种方式永远不融化。」

「当然，这种现象是非常违反我们日常经验的。我之前提到过物质存在一种更有序的状态，那在这个例子中，冰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比水更有序的物质状态，因为构成冰的粒子比构成水的粒子受到更多地约束并以更有序的结构排列。」

反过来说，龚鹏程的提问，常常也能刺激对方的思考。例如《第二十五期：龚鹏程x弗洛里安｜古代中国政权接受对它的不信任》。

龚鹏程指出，西方公民不服从（civildisobedience）的传统，主要是说法律、制度、政策若偏离了正义，公民可以不服从。不过在中国历史中，有另种传统不可忽视：隐逸。是指逸离政治王权的价值。对国家、政权不认同或不感兴趣。不论隐者或遗民，均与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不一样。

对方的回应，显然未曾考虑到这个面向，提出的诸多意见，诸如「前朝遗民」是否被免于纳税？如何处理他们对现今王朝的合法性的质疑？又或者，这些人能有效地切断与国家的联系？即使他们要自己发电，难道不还是使用国家资金修建的街道吗？与国家完全脱离关系，现实上是可能的吗？其实在中国传统中，早有此类质疑，论者有志于此，或也能对「公民不服从」的意义，更加深化。

而在《第二十九期：龚鹏程x约尔格｜民粹与政府形成『恐惧—愤怒』竞赛》，与谈者的经历，事实上也是为「治学」与「研究」的方式，提供了经验，他说：「最初，我的背景是古典学。我研究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古代语言，以及这些语言的古典文学。在学习结束时，我写了第一本关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书，他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在许多方面，学习古典文学可以拓宽你的视野。我知道，在中国，很多人学习古代中国哲学和文学的经典。他们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你可以说我的原始背景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正如一句拉丁语所说，我不认为任何人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因此，我从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问题开始，然后通过任何一种看起来最好的方法来研究它。当然，你越是经常转移焦点，你就越有可能转移一些方法或技能。然而，这并不是重点。关键是要从真实的问题或难题开始。」此类说法，自然也能因起学者的兴趣，反思自身研究。

七建立新的学术社群

现代研究，区别分科，专业当道，尽精微，极细腻，当然也很好。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真正造成障碍的，反而是自己的心态。读书是为了写论文，研究是为了毕业升等加薪。认真工作，兢兢业业，除了专业领域之外，一概不碰，确实也可以，只是总有些可惜，用陆象山话来说：「大世界不享，却占个小蹊小径子；大人不做，却要为小儿态，可惜！」

大前研一在《专业：你的唯一生存之道》说过，现代企业不能像以前那样通吃，愈想通的结果就是愈不通，往专业发展，认清自己的专业，不要盲目扩充，有自己的特色、品牌跟风格才是正道。

这种告诫，学术研究与企业有些像，也有不同。找到自己力之所及、性之所近的范围是重点，大家学力、经历不同，都有属于自己兴趣。只是力求专精之余，还是要通，「专一」与「通方」不是两个对立极端，而是相辅相成，小大由之而大小互见。

正如龚鹏程在《文心雕龙讲记》，夫子自道：「我们研究《文心雕龙》，也是希望把《文心雕龙》当成一扇门、一把钥匙，让你由此博通整个中国文学」、「好的专门之学，可以从一个点上无限展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等许多问题。」因此，书中不断提起，《文心雕龙》，一是不能只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二是目标不能全在书上，而是透过这本书，教人如何读书、识人、阅世与明理；第三，既然论述者繁多，因此唯一的读法，恐怕也不存在，别人怎么说，为何这样说，我们知其然，也要能知其所以然。

况且，这四、五十期的对话，看似两人间的交谈，其实就大范围来看，更象是数十人的论坛，各言尔志，各抒己见。可以彼此连结，多方参照，条条大路通罗马。例如可否从世界史或是全球史的角度看难民问题？不协调系统与人的宗教神圣感可否有关？「物质参与理论」该如何表现在筷子文化？使用统计力学作为工具，来归纳复杂系统在互动过程中的产物和「普遍性」，能否与类似哲学说法互观？地方实践和官方话语之间都存在的紧张关系，是否也可以用公民不服从，或是隐者遗民心态理解？凡此种种，都有赖读者慧眼，找出更多的言内、言外与言后之意。

龚鹏程

龚鹏程，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