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体

我在北京摇了十年号汽车头条

发布时间:2023/4/5 22: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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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的通告》,宣布年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其中新能源指标额度6万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总量共计个。

随着参与摇号的人数不断扩大,可以断定的是,年的中签几率,大致仍然会持续走低。

从年年初算起,年是北京市实施小客车摇号限购政策的第10个年头。从一个月一摇号,到两个月一公布结果,多数参与者已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但要谈及最绝望的,还是那些从第一期开始参与,至今没有中签的朋友。

本以为这样的“中奖绝缘体”只是极少数,却不料想稍微一打听,就能找到10位相同经历的“天选之人”。他们大多数有着对命运不公的慨叹,不论多么努力地面对工作,多么积极地拥抱生活,在没有车的日子里,他们的幸福版图似乎总是不完整。

10年间,他们从少年变成职场精英,从孩子变成了父亲,从单身狗变成了顶梁柱,但他们普遍没有想到,一块看似不起眼的汽车牌照,能够扭转一个人的友情、亲情甚至爱情,能够让一个人的10年命运,变得起起伏伏。

(以下故事根据真实情况改编,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亲情难舍,牌照更难舍

老庄又一次拿起电话,忐忑不安地打开通讯录。

那个熟悉的名字就摆在那里,可是按下通话键的过程就像是在引爆一枚炸弹,让人不由自主地浑身发冷。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半辈子都在用“人畜无害”作为做人准则的自己,会像如今这般里外不是人。

电话那头不是别人,论辈分应该算作他远房的表姐。这种关系按照常理说进不进,说远不远,但至少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裂痕,反而一年比一年亲密。他自己知道,维持这种关系的纽带并不是什么“血浓于水”的道德标准,而是一辆如今看来并不起眼的松花江面包车。

老庄开了半辈子出租,是标准的北京的哥。从业二十多年中,他们家从来没有为用车问题犯过愁。媳妇不会开车,孩子一直在上学,不论要去哪里,最多把顶灯一关,营业牌翻到停运之后就万事大吉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职业的便利性,二十年前入行时,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名下的小面包车送给了刚来到北京,打算做点小生意的表姐。至今他还记得自己信誓旦旦,满面春风般的神情:“你放心拿着用,送给你都没问题!”

乐善好施,慷慨解囊的老庄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清晰记得有一次妻子重病住院,孩子需要上学,自己又不能不去挣份子钱。四面楚歌的时候,就是表姐和表姐夫救危难于水火,千里迢迢从老家赶来相助,才帮助他度过了难关。这份情,不能不记着。

这种和谐直到年还保存着百分之百的纯粹。那时候北京宣布摇号购车,他特意给表姐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指标放心用,自己现在不需要买车,更何况孩子还有两三年才毕业,现在参与摇号,那时候怎么也能中签。

表姐放心地说了声谢谢,毕竟十几年都这么过去了,谁也不会在乎两块铁牌子的分量。日子随着老庄的老去渐渐变得无情,虽然自己和孩子的两个驾驶证都及时投到了摇号池中,但这种感觉就像是石沉大海。孩子毕业参加工作已经快一年,但每个月按时光临的手机短信就像是一台冷酷的复读机,重复着令人麻木和失望的文字,甚至到后来,短信也变成了两个月发送一次。“这都不算什么,我还开着出租呢!”老庄心想。

平衡终于在老庄55岁生日之后被打破。由于身体问题,老庄选择了退休,车钥匙也理所当然交还给了公司。无独有偶,孩子也从这一年开始结束实习期,开始分配到总部正式上班,同一时期还谈上了男朋友。但唯一撕裂这种美满的,就是那个迟迟没有摇中的指标。

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中签率第一次高于百分之一。思来想去,他没舍得为难孩子,选择了为难自己。

“表姐,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看看……”

“我也不好办啊,车是前两年刚置换的,你要拿走车牌我就得卖车。”

一轮接一轮的交涉没有换来和解,反而让“老实人”老庄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也是没办法才来找你的!”他的言语里,已经满是急躁,甚至开始略带愤怒。

年春天,老庄一家的生活仍然四平八稳,只是这6年中,再也没有接到过表姐的拜年短信。

2.没有私家车,妻子不让他去上班

“要不你就先请几天假吧”。2月9日,北京正式复工前一天,李聪(化名)的妻子忧心忡忡地说道。

家里一直没有添置私家车,平常李聪都是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每天早晚高峰挤一挤地铁,感受一下北京的“人气”,有啥急事了打个车,也能凑合。”日复一日的操劳让李聪觉得坐地铁也能接受,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和复工期限的到来,李聪和妻子却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担心的理由和大多数人一样:“地铁里啥人都有,一人出事一车厢都可能有问题。”

李聪和妻子都知道非常时期开私家车出行安全性高,但提到私家车,李聪却是有苦难言。按李聪的话来说,他是个标准的北京人,户口落在西城,家在四环边上。“第一期摇号我就参加了,那期发了得有小两万个号”,年1月,怀着忐忑的心情李聪参加了第一期摇号,充足的个人指标和较低的申请人数使第一期的中签率达到了10%,但李聪却不幸地成为了另外那90%,乐观的他认为坚信“迟早都能摇上。”

没想到这一摇就是十年,年12月底,北京小客车基础中签率跌至0.%,即使已经获得了14倍的阶梯加成,但是中签的概率依然渺茫到可以忽略不计,当年那个势在必得的李聪已经被磨砺得十分佛系,“最开始参加摇号时,算着日子盼,后来觉得也就这也样吧,看到“摇号未中签”的短信,也逐渐没有了感觉,毕竟都快十年了。”

佛系的心态并没有缓解李聪的用车刚需,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份的多元化,小刘越来越需要备下一辆私家车。“现在还只是上有老,家里老人身体也都硬朗,能够医院跑。而且现在也没有孩子,如果再有了孩子,遇到的急事一多,谁的钱包也受不了啊。”

无论从出行成本还是便利性上考虑,私家车出行对李聪来说都是一项更好的选择。然而天不作美,摇号十年,李聪依然没有获得自己的京牌,而他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继续碰运气参加摇号,期待幸运女神能够光顾自己。

“我从亲戚那里借来了一辆车,这两天都是开车上班”,疫情肆虐之下,为了让妻子和家人放心,李聪放弃了公共交通出行,他从滞留外地的亲戚那借来了一辆车用来上下班。

3.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

珺姐永远也忘不了年,留在学校做实验的那个暑假。

她本是北京几百万摇号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即便一家三口一台车都没有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也绝对算不上稀有。天命如此,馅饼砸不到自己头上,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可是人呐,终究斗不过一口气,终究绕不过“人比人,气死人”的社会规律。让珺姐觉得老天待人如此不公的事情不算离奇,但由于情绪渲染得到位,绝望与挫败就能够在那个瞬间喷薄而出。

那个夏天,沉闷而又无聊的气氛像以往的每个夏天一样,在某某大学的研究生实验室中蔓延。珺姐无心插柳,和师兄聊起了摇号的那些往事,甚至说到动情之处还有些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英雄所见略同的畅快。

然而,这种快意恩仇的时刻并没有维持太久,只因一个学姐加入了谈话,用云淡风轻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中签了,就摇了4次。”

“这不是关键,问题在于,明年毕业的学姐还没决定留不留在北京,连买车的钱没有,当初也纯粹是‘摇着玩’”。说到这里,珺姐满脸写的都是无可奈何。

这几年,珺姐不是没有挣扎过。

她跟太多司机师傅聊到过“摇号问题”,出租车师傅一般都跟我“同仇敌忾”,网约车司机也都是万幸自己早年中签及时,还讨论过要不要索性排队等着新能源的问题。可终究摇了这么多年了,早去换成新能源可能还好,沉没成本还是让她选择一路走到黑。

她也找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比如利用自己的留学经历打探购买免税车的优待,通过社会资源寻找闲置指标,但这些旁门左道要么不靠谱,要么价格太高不划算,以至于直到去年,珺姐的所有努力基本宣告“白费”。

“你就这样妥协了?”我问。

“那有什么办法?男朋友告诉过我,如果自己摇号运气不好,可以找个运气好的对象,实在不行找个爱傻笑的也行。毕竟,爱笑的男孩子运气不会太差。可能,我在摇号上的运气全用在找这么个爱傻乐的‘好运气男孩儿’身上了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爱笑男孩儿,家里一共有三个“北京指标”。

4.花了1.8万,老王拿到了京牌

小王生在一个三口之家,他在离家10km的电信局上班,父亲老王是一名出租司机。年,北京市开始实施小客车摇号,老王想着为儿子备下一辆私家车,以备日后上下班代步使用。当他兴冲冲地填写完各项资料后,却被告知“名下有车,不能参加摇号”。

原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老王曾经购入过一辆面包车,后车转手卖了,但一直没有与买方办理过户手续,所以在老王名下始终登记着一辆车。

年,刚满18岁不久的小王拿到了驾驶证。“那时候中签率已经很低了,我在拿到驾驶证后很快就注册了账号,参与到“摇号大军”中。”令小王全家没有想到的是,年以后中签率一落千丈,想要通过正规渠道取得号牌几无可能。

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老王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车贩子。车贩子上下其手,一番打点下来,很快就帮助老王成功办理了“无车报废”,二十多年前的号牌失而复得。相应地,老王付给了贩子元作为酬金。“幸亏当时通过贩子把车牌找回来了,现在管得严了,只能通过假结婚过户买指标了,那个要十几万块钱呢!”小王心有余悸地说道。

如今的小王继续参与摇号。“怕后续政策有变,如果碰巧再摇中了就再买一辆放着”,在现行的政策下,小王原本摇摆不定的用车需求变成了“刚需”,而且在万摇号大军中,小王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5.摇号,是一种“玄学”

这是阿伦的第50次摇号。

网上说,这一次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的中签率达到了历史新低,大约是三百分之一。可是阿伦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在他清晰的记忆中,每一次摇号,中签率都能创下历史新低。号总是要摇的,看那个数字有什么用呢?

阿伦的小车早就挂上了京牌,只不过这个指标并不在自己名下,而是两年前管“发小”借的。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讲义气,虽然发小告诉他,只要自己没有刚性需求,牌照可以让阿伦一直用,但他心里清楚,人家能借出这个指标终归是情分,自己能早点把它归还,才是本分。

每一次公布摇号结果都是阿伦最期待的时刻,他已经幻想过无数次把驾驶本上的名字改成自己,幻想过无数次处理违章再也不用麻烦朋友的情景。只要打开网页,看到申请状态那一栏的字变成红色,他的一切想象就都能变成现实。

钟表指针走过了中午12:00,阿伦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北京市小客车摇号的官方网站。由于这个时间段造访的人流量大,他尝试着刷新了三遍网页,又在下方的验证码区更换了三次验证码,才成功点击了“我要登录”这个按键。

结果不出意料,绿油油的“审核通过”四个字依然摆在那里,宣告着这一次摇号的失败结果。阿伦没有气馁,大致是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这个结果。他驾轻就熟地冲着旁边的同事微微一笑道:“L哥,我又没中。”

一旁的L哥奉还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他是阿伦眼中的人生赢家。来北京不到十年,L哥通过种种方式持有了2个北京指标,并且至今还在用妻子的驾驶证争取第3个指标,虽然这对L哥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

L哥很会安慰人,他说没什么大不了,自己已经完全放弃了挣扎,甚至有四五个月没登录过那个网站了。阿伦听了有点欣慰,他半开玩笑地劝L哥登录看看,没准已经中签了也说不定呢。

半推半就之下,L哥毫无表情地打开了那个人头攒动的网页,就此,他拥有了人生中的第3个“北京指标”。

很多年过去了,谁也不知道阿伦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面对摇号这件事情的。直到在第70次摇号之后,人们看到了阿伦发出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因指标归还朋友,现紧急求租北京指标一个,费用1.5万以下,本人使用,保证绝对小心!”

6.父亲至死也没能坐上自家的车

魏轩(化名)和妻子两人从年开始摇号,直到现在,将近十年过去了,夫妻俩依然没有获得购买私家车的资格。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还送走了魏轩的英雄父亲,谈到父亲在世的最后时光时,魏轩至今悔恨不已。

年,魏轩的父亲检查出患有结肠癌,后来并发肝转移,不得不每隔21医院化疗一次。几次化疗下来,魏轩父亲日渐憔悴,已经不能独立行走了。于医院,然而家住四环外的他发现“真心不好打车”,于是就改叫了网约车。

随着父亲病情的恶化,魏轩愈发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不知道是不是化疗的原因,父亲晕车,把人家车吐的到处都是,而且上下车也异常费劲”,在经历了几次网约车司机的白眼后,魏轩医院的念头。他开始四处找亲戚朋友借车,在父亲生病的两年时间里,魏轩将“亲戚朋友的车借了个便”。

年,魏轩送走了父亲。“父亲是最早一批研制歼六战斗机的工程师,年轻时他能造飞机,年老时却不能坐上自家车去看病”,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连续72次的失望也让魏轩丧失了刚摇号时的那种期待,父亲去世后,魏轩又陆续收到了几次摇号未中短信,但这时候他的心境已经再泛不起往日的波澜。

7.求之不得的“学区车”

“你不是还在上学吗,毕业之前如果你中签了,先把指标给我用,行不行?”

姑姑的电话没有让小P过于吃惊,毕竟自己距离大学毕业还要三年半,他知道谁更需要那个处在幻想中的指标,他理解姑姑的焦虑。

姑姑不是一个生活紧俏的人,通州的房子拆迁之后,她拥有了大量闲置资金,甚至还在二环里买了一套小户型的学区房,方便女儿在城里上学。只是一提到汽车这件事,姑姑至今都是一筹莫展。

按道理说,三口之家拥有一个汽车指标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情况特殊的家庭并不是如此。姑父家住处靠近东六环,单位坐落于东四环,加上不定时上班的特殊工作性质,致使开车上下班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姑姑负责在城里陪读,周一到周五都在二环里生活。虽然不用每天坐班,但周三晚上的数学班,周五晚上的舞蹈班接送任务成为了雷打不动的任务。再加上每个周末从城里返回通州,如果能拥有另外一台车,生活一定会便捷得多。

小P没有犹豫,一眨眼的工夫就同意了。毕竟自己是北京市第一批参与摇号的人,按照中签概率来说,拿到指标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自己还在学校住宿,要指标的确没有什么用,这种顺水推舟的事情,哪有什么可犹豫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每个月的26日,小P都会在同一时间收到姑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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